目录

  • 摘要
  • 前言
  •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心理学批判
  • 心理学视角下的文化人类学批判
  • 对比与反思
  • 展望
  • 后记
  • 参考文献

摘要

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基础的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学科史上曾经有重要的交流对话,但在两者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因理论构建和方法差异而形成了以冲突为主的关系。本文大致梳理了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对心理学的批判,以及心理学视角下对文化人类学的批判,指出了其中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并以研究对象为切入点提出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在根本上应当以心理学为基础。然而,由于两者的研究层次不同,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上均有其合理性。为实现两者之间的对接,应当及时重视心理人类学、跨文化心理学等交叉学科对理论连接处的建设,以促进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建构和良性发展。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心理学 学科交互

前言

人类学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狭义部分的文化人类学(按照美国人类学界的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四分法)与心理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但两者也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异。从研究对象来看,不同学者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关照是毫无疑问的;而现代科学心理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科学”。由此可见,不论将文化定义为无形的意义系统及其有形产物的整体,还是定义为意义系统本身,文化乃至文化人类学关注的主要是群体的层面;而与之相比,心理学关注的更多是个体层面,即便是关注社会性的社会心理学,实际上同样是以社会性为主题,而聚焦于个体的层面。从学科性质来看,人类学并非狭义上的科学(即自然科学),而属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心理学则通常被视为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间学科。回顾历史,早期的人类学理论如古典进化论、传播论都意在构建人类整体的宏大叙事,与心理学并无特别的交集。但此后,冯特在创立科学心理学的同时提出了民族心理学,开启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对话,而精神分析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学的影响也尤为显著。自马林诺夫斯基、迪尔凯姆、列维·布留尔、莫斯等人类学家以来,人类学家对于个体和个体心理的重视开始呈现,而对文化人类学有深远影响的美国文化与人格学派同样关注了心理学理论和人类群体与个体的联结。由此,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学的对话和冲突也逐渐显现。从近代到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不断革新,实证的科学心理学确立了心理学科中的主体地位,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都逐渐完善了各自的学科框架和认识。但与此同时,在新的视角下,现代文化人类学与现代心理学在基本框架、方法论上的冲突也愈发激烈。这种冲突可能是以外显形式呈现的,也可能存在内隐的形式。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心理学批判

对人的认识是文化人类学与现代心理学的重要冲突点。文化人类学注重人的文化性,倾向于从意义、群体层面建构理论,因而有文化人类学家提出了对现代心理学以个体为中心的理论建构的反对意见。从整体观出发,他们强调人与整体的文化不可分离,认为人的行为总是在特定背景下才有意义[1];而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割裂了人与文化的联系,同时消解了文化的意义性,是片面的、狭隘的,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密切相关。而对于人的生物性,包括遗传特性的强调,则尤其受到文化人类学家的批判。如墨菲认为,“自然使我们具备了某些需要,但文化却告诉我们怎样去满足他们”[2]。在共性、差异问题上,文化人类学认为心理学存在西方中心主义预设,反对将西方社会的特定心理与行为视为人类共有的心理与行为。对此,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依据。而在更进一步的天性-教养问题上,文化人类学更主张后天的影响。卢克·拉斯特认为,人类的差异性行为是在“社会化、濡化等社会文化机制”中形成的[3]。同时,墨菲认为,即便是普遍的人类现象,也可能是来自共同的人类经历而不是生物基础[4]

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文化人类学反对在科学心理学中具有核心地位的实验研究范式,认为实验室中的被试脱离了真实环境,不能反映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正情况。詹姆斯·皮科克甚至认为,心理学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实验方法得到知识,而这种知识的有效性是主张田野调查的人类学所怀疑的[5]

总的来说,现代文化人类学对于科学心理学明显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不信任。部分文化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心理学表现出了浓重的帝国主义色彩,对于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的人类学是有害的[6]。而现代文化人类学中的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研究方向,重启了与科学心理学理论与研究成果的对话,但这一努力似乎没有得到文化人类学家的广泛认同[7]

心理学视角下的文化人类学批判

文化人类学对心理学的批判中的相当部分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也促进了心理学的完善,跨文化差异已经纳入了重要考量,对于感知觉、思维等具体方面的跨文化研究也在进行。然而,在心理学视角下,来自文化人类学的部分批判恰恰反映了文化人类学本身存在的问题。文化人类学强调文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对文化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了文化人类学在理论构建上忽视了其他在逻辑上支撑文化的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文化整体性的过分强调直接抹去了文化-个人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也错误地分离了生物性和文化性。无论是文化本身,还是文化对个人的作用,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体的心理基础,并且这种基础与整体文化并不是完全不可分离、不可分析的。如果刻意无视了这一基础,那么文化人类学所构建的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就难以得到充足的保障。

上文提到的天性-教养问题,可以说也是文化人类学在理论构建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在得到有力的证据以前,心理学界的观点一直是多元的;而在较为充分的实证研究后,心理学已经提出了更完善的遗传-环境交互作用的模型。首先,Bouchard等的双生子收养研究已经表明,对于相当部分的个人特征而言,遗传的影响中确实占有极大的比重[8];其次,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人的遗传特性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面对环境刺激,遗传特性不同的个体会表现出先天倾向强烈的行为模式,即反应的交互作用;而对于个体的不同行为模式,环境(如婴儿期的父母)也会产生相应的回应,即唤起的交互作用;在个体具有主动选择和创造环境的能力后,个体所选择或创造的环境又会进一步作用于个体,即超前的交互作用。个体在胎儿时期的发展主要受遗传因素决定,在婴幼儿期的发展表现出显著的遗传-环境的内在相关,而在进一步成长后,超前的交互作用逐渐替代上述的相关,但另外两种交互作用依然起到重要作用[9]

在先天-教养问题上,文化人类学已经呈现出理论建构的一大缺陷,即“对理论的强调,远远超过对方法的关注”[10]。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方法,可以说是定性研究的典范模式,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生动、具体、丰富的材料。然而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方法,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这导致文化人类学家可能存在不加批判地套用某种理论,或者构建出有效性相当可疑的理论的情况。在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并不主张定量分析的背景下,也暂时没有更具决定性、更有解释力度的分析方法。

此外,文化人类学对研究价值观如文化相对主义的强调,对于研究者的恪守研究伦理和保持开放、多元、中立的态度是有益的。然而,过分的强调不仅可能导致文化人类学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也可能因为激进的价值先行而阻碍了正常的对话交流和促使研究合理化的努力。部分人类学家对心理学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指控显然脱离了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现实,甚至还有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意味。而这种指控,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上述问题的直接体现。

对比与反思

可以看到,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实际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构建人的概念、形象,两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而产生。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是较高的、人类整体的层次,而心理学关注的是较低的、人类个体的层次,这与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研究传统和研究兴趣,以及由此而生的学科界限密切相关。但无论是否认较高层次研究的合理性,还是否认较低层次研究的合理性,显然都是欠妥的。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看,学科之间的客观层次是存在的,而关注文化、人类整体的文化人类学,是要以关注个体的心理学为基础的。当然,P. W. Anderson已经指出,还原主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未必就能使得更高层次的学科形成对研究对象的合理认识[11],不同层次的学科都应当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重点和研究价值。然而,对基础学科的忽视也是十分危险的。Kahneman对行为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情形下的决策模型的研究贡献,已经证实了经济学中原有的个体理性决策模型中的严重缺陷,并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只强调形式不强调物质的方法或倾向可以在物理学中取得成功,但这种方法或倾向已经给心理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境[12]。而在群体、文化层面,基本载体本身也应该得到重视。文化人类学家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态度表明,文化过程最终要落实到文化所依托的个体;而在心理学的视角下,这些过程最终要作用于个体的心理结构。文化人类学家在讨论文化时,文化的“内化”等过程实际上也内隐地构建了特定的个体心理模型,也独立地创造了内隐地指征某种心理过程的术语,但这些脱离心理学原理的模型建构显得过于简化,而并不能很好地为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确立文化-个人相互作用的基础。而同时对于心理学而言,研究视野中意义层面的缺失也可能限制心理学对文化人类学的作用。由此,尽管在方法论和方法上暂时缺少有力的导向,但是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连接处,即从个体到整体的文化的理论连接所需要的研究工作已经十分明晰。

展望

无论是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构建,还是对于心理学在文化层次的有益延伸,重启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对话,并构建两者之间的有效连接已经势在必行。在一些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其实已经存在着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之间事实上的合作,如对松-紧文化的研究[13]。在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构建方向上,现代科学心理学中的跨文化取向已经明确将文化差异纳入考虑考虑范围,并把文化差异作为比较传统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结果的关注对象,确保心理学理论的跨文化有效性,并修正传统理论中过分泛化的描述;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社会-个人中的个体心理过程,也能为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建构理论连接。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学的“实验室条件”并不表明一种特定的、机械的条件,即便是社会交互的情景,也可以纳入实验条件的设计;同时心理学也并非固守定量描述。因此,实验心理学(即主张实验方法的科学心理学)的合理性足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心理学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建构的合理性。而在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构建方向上,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等研究方向将文化的过程及其意义与个体心理过程结合到一起,并应用了心理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虽然人类学这一研究取向暂时没有在美国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无疑是有益的尝试,并且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

尽管在具体实现的方法和方法论的结合上,仍需更多的研究实践经验以及理论探讨,但可以预见的是,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有希望通过理论连接的构建,实现从批判对立到合作共建的转变,并更好地实现对文化这一复杂系统的描述。

后记

专业知识学习还在入门阶段,文字贫乏,思维欠缺深度,这些问题都再明显不过了。不过,正如我在提交作业时另附的一段话里所说的那样,“作为还十分稚嫩的大一新生,我深知我并没有能力对这一课题进行详尽、客观、全面的研究探讨。事实也证明,我的资料搜集和分析的时间、广度、深度都十分有限,对学科的基本理解很欠缺,有些内容也可能会(犯)有稻草人(谬误)的嫌疑。然而,我对学科理论和基本框架的关注让我尝试就这一题目完成了这篇论文。”

事实上,最初学习人类学概论这门课的时候,与新鲜事物发生接触的感觉是很鲜明的。人类学与其他学科迥异的视角以及历史传统,造就了人类学别具一格的学科体系。要知道,马克思著作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也是要划入人类学的。然而,随着心理学学习的深入,我逐渐对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和重要论点感到疑惑,并逐步走向了批判为主的方向。当然,在课程论文里,我不可能这样表达。所以,我进行了更温和的分析比较,尽管这些分析明显缺乏深度。但至少,保持基本的理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就会发现人类学的诸多理论建构实在令人困惑。有人说,当代心理学过于强调生物性,不强调社会性、文化性,而不能建构完整的“人”的形象;而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生物性还知道得太少,才让各个相关学科的体系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生物性和社会性不能互相替代,但其中的逻辑链条,还是清晰的。

在人类学所涉及的研究视野里,确实还没有多少强有力的竞争者;然而,我认为,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必定要接受来自心理学的挑战,并在重构中成为一门更严谨、更理性的学科,在广阔的领域中发光发热。

参考文献

[1]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8.
[2]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2.
[3]卢克.拉斯克.人类学的邀请[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
[4]罗伯特.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9-30.
[5]詹姆斯.皮科克.人类学透镜[M].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3.
[6]D’AndradeRoy G.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246.
[7]Naomi Quinn,Claudia Strauss.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The Missing Psychology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s Key Words[J].Anthropological Theory,2006,6(3),267-279.
[8]Bouchard T.,Lykken D.,McGue M.,Segal N.,Tellegen A.Sources of human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The Minnesota study of twins reared apart[J].Science,1990,250,223–229.
[9]黄希庭.郑涌.心理学导论[M].3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137-138.
[10]艾伦.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7.
[11]P. W. Anderson.More is different[J]. New York:Science,177(4047),1972:393-396.
[12]朱滢.实验心理学[M].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8.
[13]卢俊.陈浩.乐国安.松-紧文化: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维度[J].心理科学进展, 25(5), 2017:887-902.